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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学曾国藩做人,学胡雪岩做事——做人稳慎之绝 1  

2014-12-28 15:54:5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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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 随缘

学曾国藩做人,学胡雪岩做事——做人稳慎之绝 1 - 灯塔油漆 - 灯塔涂料

 


做人稳慎之绝(1)    
    
  曾国藩认为,处事能做到耐烦,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,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了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。    
 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:"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。"骤然为人信服的人,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: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,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.品德高尚,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,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: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,是 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,让人们不知不觉。因此,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,就像桃李,虽不说话,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,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.  
  他还曾经说:吴竹如教诲我说"耐".我曾经说过:"做到了"贞",足够干一番事业了,而我所欠缺的,正是"贞".竹如教给我一个"耐"字,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,达到虚静的境界,以渐渐地向"贞"靠近。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!
 
  曾国藩好用"平实"二字教育人,我们从他的《批牍》中可以知道.他曾在《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》中说:"本部堂常常用"平实"二字来告诫自己.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,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,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.官阶有尊卑,阅历有深浅,
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,本来是个生手,但自充是热手,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,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,气虚几乎是不能审,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,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? 
 
 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,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,矢志不渝,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,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
士气.曾国藩的部下,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:他为了实现"取人为善,与人为善"的思想,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。如:自古圣贤立德,豪杰立功,成功还是不成功,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,只是日积月累,全在你自己了。孔子所说的"谁敢侮",孟子所说的"强为善"都是这个意思。"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.
 
  又如;"凡是做一件事,无论艰险还是干易,都必须埋头去做。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,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.……如果观望犹豫,半途而废,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,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。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。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:"军事兴衰,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,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。"
 
 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,曾国藩常用"不忮不求"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.他说:"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,看见圣贤教人修身,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"不忮不求".忮,就是嫉贤害能,妒功急宠.所以说"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,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"的人就属于这一类.求,就是贪利贪名,怀士怀惠.所以说"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,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"的人就属于这一类."忮"不常常表现出来,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,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;"求"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,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,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.要想造福,先要去掉"忮"心,所以说"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,那么仁就用不完了。"要想树立品德,先要去掉"求"心,所以说"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,那么义就用不完了"。不去掉"忮",满怀都是荆棘;不去掉"求",满腔天天都是卑污.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,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.你们要想心地干净,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,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,每天都在功利场里,能够不忮不求的人,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。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,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!"
 
  总之,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:不但当官要耐烦,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。人生之事,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,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,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、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。不然的话,心急似火,性烈如马,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,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。 
   
 
 做人稳慎之绝(2)      
  
  曾国藩语录: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,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。  
  译文:情愿多天持久而不出战,不能出境一战而不能战胜敌人。  
  俗话说,心急吃不得热豆腐。世界之事风云变幻,处处藏着危机,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,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,少犯错误,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。因此,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,凡事不可稳慎。
 
 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,不可过急。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,五次告诫曾国荃道:"望弟不贪功之速成,但求事之稳适。""专在"稳慎"二字上用心。""务望老弟不求奇功,但求稳着。至嘱!至嘱!"其实,只过了一个多月,金陵就被湘军占领。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,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,同时也说明,"稳慎"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。他称赞萧启江道:"阁下一军,向以"坚稳"二字著名。"咸丰十年正月,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,他写信给胡林翼说:"十一日全军获胜后,罗溪河实已无虞。山内一军,其妙无穷;脑后一针,百病皆除。但此后仍当以"稳"字为主,不可过求速效。"
 
 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。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"剿捻"前线的曾国藩,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,力陈"兵贵神速"之义。公元前154年,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,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,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,而自己壁于昌邑,深沟高垒,只出轻兵至淮泗口,绝吴饷道。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,锐气大挫,且饥饿不堪,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,周亚夫又坚壁不出,只得引军而去。这时,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,一举而破吴楚大军。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,后发制人的战术。并说:"国藩久处兵间,虽薄立功绩,而自问所办,皆极拙极钝之事,与"神速"二字几乎相背,即于古人论兵成法,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。"为什么他做"极拙极钝之事"?因为他认为,"兵,犹如火,易于见过,难于见功。"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,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。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"良为至论":"稳扎稳打,机动则发。"然后马上补充说:
"然"机"字殊不易审,"稳"字尤不易到。"故须极力追求,处处用心。  
  正因为稳慎,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,极力反对不知敌我、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。他说;"未经战阵之勇,每好言战。带兵者亦然。若稍有阅历,但觉我军处处瑕隙,无一可恃,不轻言战矣。"不轻言战,即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他称赞李续宾,说他"用兵得一"暇"字诀,不特平日从容整理,即使临阵,也回翔审慎,定静安虑。"又说:"迪安善战,其得诀在"不轻进,不轻退"六字。"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,他叮咛说:"凡与贼相持日久,最戒浪战。兵勇以浪战而玩,玩则疲;贼匪以浪战而猾,猾则巧。以我之疲敌贼之巧,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。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:"宁可数月不开一仗,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。"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,他又嘱咐说:"总以"不出壕浪战"五字为主。"曾国藩所说的"浪战",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。即或有小胜,或仅小挫,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,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,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。与其如此,不如坚而守之,弁勇身心强健,斗志昂扬,一战可胜。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。不浪战,或坚守不战,似乎胜之甚慢,实际上,养足精力,看准时机,战而必胜,虽慢实快。否则,欲速反不达。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,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。  
  正因为稳慎,曾国藩强调"扎营宜深沟高垒,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,受创于郝昭,皆初气过锐,渐就衰竭之故。陆抗之拔西陵,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,先备外援,以待内之自蔽,此善于用气者也。"这些例子说明:当两军对垒,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,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,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。所以,曾国藩说:"凡行兵,须积蓄不竭之气,留有余之力,《左传》所称再衰三竭,必败的道理。"在没有现代化武器,打仗只有刀矛,全靠体力,全凭勇气的情况下,曾国藩的"静"字法,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。自然,曾国藩的"静"字法,并不是消极疲沓,被动挨打。他指出"战阵之事,须半动半静,动者如水,静者如山"。静时如山之屹立,不可动摇;动则如水之奔腾,不可遏止。
       
 
做人稳慎之绝(3)        
  正因为稳慎,曾国藩又提出了"以主待客"的原则。他说:"兵不得已而用之,常存不敢为先之心,须人打第一下,我打第二下也。"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,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,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,谁先动手,何时动手的问题,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、何者为客的问题。故他说:"古之用兵者,于"主客"二字精审也。"何谓主客?曾国藩罗列道;"守城者为主,攻者为客;守营垒者为主,攻者为客;中途相遇,先至战地者为主,后至者为客;两军相持,先呐喊放枪者为客,后呐喊放枪者为主;两人持矛相格斗,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,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。"如何处理主与客?他说:"凡出队有宜速者、宜迟者。宜速者,我去寻贼,先发制人者也;宜迟者,贼来寻我,以主待客者也。主气常静,,客气常动。客气先盛而后衰,主气先微而后壮。故善用兵者,最喜做主,不喜做客。他评论湘军将领说:"近日诸名将,多礼堂好先去寻贼,李希庵好贼来寻我。休、祁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,不知以主待客一层。"以主待客,既可以逸待劳,养精以应敌,又可静以审势,乘机以破敌。所以,曾国藩认为,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。"凡扑人之墙,扑人之潦,扑者客也,应者主也。我若越濠而应之,则是反客为主,所谓致于人者也。我不越濠,则我常为主,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。"  
 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"主客论"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。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,是因为他们对于"内外主客形势全失"。向荣、和春专注金陵一隅,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,在江北,连与江浦、六合紧连的和州、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,安庆、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。在江南,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,未力加控制,以巩固大营的后方。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。与此同时,向荣、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,"援浙、援闽、援皖、援江北,近者数百里,远者二三千里,援军四驰,转战不归",被太平军各个击破。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,几被全歼于小店;在六合、浦口之役中,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,张国棵大败于浦口,周天培部全军覆灭。仅这两次战役,共损失"兵勇一万数千名,精锐失之过半"。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。江南大营的内外、主客之势之  
  所以全失,曾国藩认为,这是因为向荣等"不能从大处落墨,空处着笔也"。  
  总之,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,静动问主客问题, 这些都是以"稳慎"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。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,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。  
  谨言慎行方是长久之道  
  曾国藩语录:做官之人,终身涉危蹈险,如履薄冰,故不能不自省、察人。  
  译文:做官的人,一身都在危险里边跋涉,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样,因此不能时刻进行自我反思与观察别人的反应。  
  做事,谨慎是良药,常言所说的"防患于未然",对于做任何事情,尤其是做领导的,鲁莽行事是大忌,万事小心为好。俗话说:三人成虎。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。与其以后招来麻烦,授人以柄,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,谨言慎行。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,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,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,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。
 
  一般而言,中国古代封建社会,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,仕途就会通达起来、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。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,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,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。尤其是人言可畏,不可不省。
 
  曾国藩涉世很深,观人极广,谨慎异常。他曾经这样说:  
  做官的人,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,做大官的人,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,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。不仅他自己是这样,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,颐指气使,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,无限风光尽被占。这就叫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。所以位高权重的人,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,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。
       
 
做人稳慎之绝(4)       
 
  由于他的处境,他的身份,他的地位,他的为人,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,一旦找他,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,事情一危急,自然会有几分棘手。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;"银钱则量力相助,办事则竭力经营。"这是一种很智慧、很圆融、也不失体面的做法。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,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,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。
 
  早在道光年间,他就嘱咐家人,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。如果闯人衙门,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,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;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,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。所以即使自家有事,情愿吃亏,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,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。
 
 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,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,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。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。最初,他的  
  叔父不以为然,甚至有些气愤,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"祖训"来,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。  
 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,权势更大了,曾国藩也更加谨慎。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:  
  "捐务公事,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。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,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,一唱百和,一和百应。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,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。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,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。弟弟你以后到长沙、去衡州、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。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,望弟千万铭记在心。"
   
 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,畏死但不怕死,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、闲言和怨谤,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,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,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;曾国藩尤其谨慎。他对弟弟说,我出任地方官,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,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,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;不可不慎。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?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:
   
  为平世之官,则兄弟同省,必须回避;  
  为勤王之兵,则兄弟同行,愈觉体面。  
  居官以谨慎为怀,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  
  锋芒不可太露  
  曾国藩语录:机遇固然重要,然而更重要的是修炼涵养,勿为不学无术之辈。  
  译文:对于一个人而言,机会虽然很重要,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修身养性的涵养,千万不要做不学无术的那种人。  
  古语云: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;堆出于岸,流必湍之;行高于人,众必非之。有人说,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,何尝不是这样呢?  
  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"有超群轶伦之天才,在当时诸贤杰中,称最钝拙。"曾国藩自己也说"自以秉质愚柔,舍困勉二字,别无他处"。又说:"吾乎生短于才,爱者或以德器相许,实则虽曾任艰巨,自问仅一愚人,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,尚可告后昆耳。"
 
 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?实在说起来,这又不尽然了。曾国藩一生大智若愚才智超群实是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,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?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。因为才是靠不住的,如果恃才傲物,就容易泛滥横流,近乎小人了。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。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,也有六分天生、四分家教的话。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?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,其实不然,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。所谓"天定胜人,人定胜天","时势造英雄,英雄造时势",不是一样的道理吗?倘不明乎此,则读曾国藩的书籍,直如隔靴搔痒,处处都觉得矛盾了。譬如他自称愚柔,而致九弟书云:"古来豪杰,吾家祖父教人,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,故男儿自立,必须有倔强之气。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,此是过人之处,更宜从此加功!"
 
  这能说他没有大才吗?他的祖父告诉他说:"尔的官是做不尽的,尔的才是好的,满招损,谦受益,尔若不傲,更好了。"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,颇有大智若愚之意。 
       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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